殷纣王既然不是暴君，那么他的恶名是怎么来的？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种：

是其政敌作了夸大宣传

不能否认，纣王作为大奴隶主，具有性情残忍、暴虐荒淫、奢侈腐化、镇压异己等恶行，这是历史上不少帝王存有的共性，并非只是纣王才有。而关于殷纣王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周朝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有些还是内部文告，显然这是敌对方面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从历史上看，周人的首都由岐地迁到渭南的丰邑（今陕西鄂县），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开展对帝辛（纣王）的宣传攻势，说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到周公旦掌权后，开始贬低帝辛为商纣王，并公开宣布他的“十大罪状”，这种恶意宣传至战国时变得有鼻子有眼。其实，有些宣传是不能相信的。比如史书上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就不相信，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因为距离纣王较近，对于他的一些恶行传得比较详细，故以纣之恶比附桀者必多，比如“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奢侈程度都和夏桀一模一样。相反，以桀之恶比附纣者就很少，这种附会也是造成纣王恶行累累的重要原因。

是把罪恶之源归于女人

古代盛行“女人亡国”的高论，一个封建王朝的败亡，常常要某个女人去负责任。比如，夏桀的妹喜，殷纣的妲己，周幽的褒姒，甚至连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归结到杨玉环身上，这显然都是不妥当的。具体到妲己来说，也是背了千古骂名。据正史记载，妲已是纣王在征伐有苏部落（今河南温县）被俘获的。她长得一定很漂亮，但绝对不是狐狸精。纣王得到这位美女时，已坐了年帝王宝座，是多岁的老翁，已经很有从政经验，绝不会叫“惟妇人之言是听”。更何况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决定吉凶休咎，这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确切记载，妲己的影响力实在微乎其微。再说，纣王性情刚猛，不会听个女人摆布，妲己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和玩物，没有必要对她言听计从。退一步说，妲己真的能操纵纣王，必然会给苏氏一族好处，她的这一家子为何没有得势呢？后人大大夸张了妲己的反面作用，正是宣传纣王暴君形象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能把他和夏桀、周幽两个昏君紧紧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后世的荒淫帝王开脱。此外，在纣王故事里加个妖冶无比的美女，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品，何乐而不为呢？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尧舜之类的贤王，也有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昏君，而这两类帝王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不可少的。作为一般帝王，难以自比尧舜，但也不承认自己是昏君。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反面典型，选来选去，认为纣王很够标准。自战国以后，历代史家说到暴君，必言夏桀、殷纣。起初关于纣王的反面材料尚不丰富，魏晋时期增添了离奇情节，如当时伪托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书《六韬》和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就把纣王描绘成了杀人成癖、惨无人道的恶魔。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释，也不忘记丑化纣王。《今文尚书》失去之后，到南朝梁武帝时出现了孔安国所注《古文尚书》，又为纣王的暴君之说增添了商周时代的所谓文献依据，而事实上真正的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尚书》、《周书》诸篇中，均无纣王无道、荒淫误国的记载，也无滥杀无辜、嗜血成性的事例。对于纣王这些所谓罪行的叠加，人们只恐其少，不厌其多，很少有人能够加以澄清。除去这些正史资料之外，一些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更是胡编乱造，推波助澜，把纣王宣传得更加可恨。比如，在宋代，就出现了评说纣王的话本，元代出现了《新刊全相评话武王伐纣书》，塞进不少神怪故事。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被引用最多的当数《封神演义》，书中不仅充分展现了明君、暴君的种种行为，连天上的神仙也分为两派，尽管是明显的荒诞无稽，但在封建道德传统中同时并存，敌对双方人物都成了神仙，少了殷纣王这种反面样板行吗？

殷纣王真的不是暴君吗？换句话说，真的能替他翻案吗？

多数人认为，纣王的暴君形象不能轻易否定，尽管他的许多罪恶是后人叠加的，但他一些主要罪行是抹不掉的。

其第一，周武王列举的纣王之头一条罪状是“惟妇言是听”，这并不是对他的诬蔑。从《尚书》记载来看，纣王的奢欲无度和淫乐嗜杀确与妇言大有关系。妲已是个受害者，但她也是害人者，至少她在纣王面前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有人假设她为巾帼英雄，不仅缺乏根据，也显得荒唐滑稽。

其二，纣王不是“用人惟才”，而是喜用小人，这也是有事实的。他的“剖比干，观其心”、屠梅伯、囚箕子、拘文王等等恶行不必说了，在任用费仲上也看得很清楚。翻案者认为费仲“善于理财”，应予重用，殊不知他更善于受贿和替人说情。比如，费仲特别爱财好色，接受了周人赠送的美女和“九驷”重礼，明知送礼者别有用心，还在纣王面前替他们说话，以至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王还被蒙在鼓里。重用费仲这种内奸，怎能说是“用人惟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