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体构成，总体是一个宝塔形的结构，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统治的等级序列。《自序》在末段作了直接的点题。本书在书前序论及五体说明中对司马迁匠心独运的这一史学结构作了详细的阐释，这里就从略了。
《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定名为《太史公书》，用以祭奠父亲发凡起例之功。司马迁尊称父谈之官“太史令”为“公”并以为书名。司马迁还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继承父亲完成了未尽之功，所以在论赞中均标为“太史公曰”。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对父亲充满了尊敬。但是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是一个墨守陈规的教条主义者，他大胆创新以成“一家之言”。司马谈发凡起例，“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司马迁修正了这一断限，使《史记》的主题更加鲜明，故在《自序》中特地加以说明。最后在全书的结尾中说：“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来说，缺乏的也许不是所谓的“革新力量”，而是“知旧”，也即对传统的了解。
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都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从先秦的《诗经》《易经》，晚周诸子，前四史与《资治通鉴》。骚体诗、汉乐府和辞赋，六朝骈文，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在传统经典这条源远流长的巨川大河中，流淌着多少滋养着我们精神的养分和元气！
《说文解字》上说“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上说“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经与典交织运作，演绎中国文化的风貌，制约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生活秩序。中国文化的基调，总体上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当然也是指导人生的。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还是先民传唱的诗歌，屈原的忧患行吟，都洋溢着强烈的平民性格、人伦大爱、家国情怀、理想境界。尤其是四书五经，更是中国人的常经、常道。这些对当下中国人治国理政，建构健康人格，铸造民族精魂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典是当代人增长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
长江文艺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及普及，近年来更在阐释传统经典、传承核心文化价值。建构文化认同的大纛下努力向中国古典文化的宝库掘进。他们欲推出《国学经典丛书》，殊为可喜。
怎么样推广这些传统文化经典呢？
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作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的必读著作，《庄子》的地位不言而喻。其著者庄周大概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正处于战国时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称庄周为蒙人，大约是梁惠王、齐宣王时期的人，曾做过漆园小吏。司马迁并没有说明蒙是什么地方，而其后的刘向、班固、高诱等学者都认为庄周是宋国人，大而言之，蒙地应在今天河南、安徽、山东交界之处。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是由内篇七篇、外篇二十八篇、杂篇十四篇、解说三篇构成的。《庄子》今存三十三篇：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自晋代以下，对于《庄子》各篇的真伪就有争论。总的来说，内七篇为庄子自作，没有疑问。外、杂篇则有真伪之争。诸家从行文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历史背景上都做了相关考证，在此不赘述。
从全书的体系上来看，外、杂篇更像是用来解释内篇思想的，或者有庄周后学的作品羼入，但没有影响《庄子》全书的思想架构，把它们看成是庄子思想的延展和阐明更为恰当。正如《寓言》篇中的“卮言、重言、寓言”一样，是今世混浊，不得已而申发的结果。当然，作为一种学说的流布，根据后世流传情况和学说地位的需要，有所增补和改动也在所难免。如在《庄子》的体系里，“无为”不过是一种体悟本性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超脱。类似《天地》中的君德论，《天下》里的“末度”论都是以“无为”为本的具体外现，也是其行用于世的基础，不能凭借这些看法就简单认为违背了庄周的思想。
本书所用的《庄子》原文，是以中华书局本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参考了《庄子集释》中所录郭象、成玄英、陆德明、王念孙、俞樾、郭嵩焘等学者的注解和义疏。同时也参看了王先谦、孙星衍、章太炎、钟泰、曹础基、陈鼓应、楼宇烈、牟宗三等前贤的看法，在注解中均有说明。所选篇目以七篇内篇为主，辅以外篇五篇、杂篇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