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封建帝王的尊崇和提倡，《孝经》在历史上具有其他典籍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它既是最重要的经典文献，又是最普及的通俗读物；既被看作人伦百行的纲纪，又被当作科举仕宦的阶梯，影响之深远，其他书不可同日而语。

从传播的范围来看，敦煌出土的“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康丰国写”《孝经》残卷，据考是北魏遗物，时为公元461年。这是在西北地区发现的时间最早的《孝经》资料。《周书》说，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高昌传》）。现在，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墓中也发现了《孝经》和《孝经解》的残卷，实物印证了《孝经》在高昌传布的情形。其中“张孝章墓”出土《孝经》，同墓有“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孝经》写本，有的也有明确的时间。如伯3369，《孝经》文后有两条题记，一条是“咸通十五年八月五日沙州学生索什德”，一条是“乾符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学生索什德书券”。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孝经》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已是无远弗届的了。

两千年来，《孝经》对于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孝经》被视为思想权威，在著述与论辩中被广泛地征引。汉代迄于清季，私家著述、官方文告引《孝经》作为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者不胜枚举。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即径用《孝经》之语。在各种论辩中，《孝经》常被双方作为理论“武器”。

.《孝经》被当作伦理道德的规范，用以抑恶劝善。甚至把《孝经》当做万应的灵药、无所不能的法宝。如《后汉书·独行列传》记向栩，黄巾起义爆发后，他主张“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 推衍、发明《孝经》的旨意，借用《孝经》制定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人的道德规范，如有《演孝经》、《广孝经》、《临戎孝经》、《武孝经》、《大农孝经》、《道孝经》、《佛孝经》、《女孝经》等。

. 依据《孝经》议定礼仪制度与律令。

《孝经》在海外，特别是东亚日本、朝鲜等国，也有巨大的影响。《孝经》传入朝鲜，至迟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3）朝鲜王归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前后。周世宗六年（959），高丽国王遣使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孝经》传入日本，可能在梁武帝时，《日本书纪》卷十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五经渡日，《孝经》应当也在此时随之传入。推古天皇十二年（603，隋文帝仁寿三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其中已有“上下和睦”之语，即出自《孝经》。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以《大宝律令》颁行天下。其《学令》规定：“凡学生治一经或二经，必兼通《孝经》、《论语》。”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757）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仁明天皇天长十年（833），皇太子“御读书始”，即讲习《孝经》。历代成为定制。至镰仓时代（1192—1333），幕府将军的“读书始”也讲习《孝经》。到德川时代（1604—1867），日本的汉学空前兴盛，各藩学校普遍采用《孝经》为教科书，学校的开学典礼即焚香俯伏再拜，齐声诵读《孝经》。

《孝经》传至欧洲可能在十八世纪初。德国人雷赫定（A.Reichwein）所著《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吴宓摘译）中说：“1711年，耶苏会士、比利时人卫方济（Frangois Noёl）刊行《中国六经》之拉丁文译本（6 Libri classici Sinenses），于Pague地方。《六经》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与《三字经》也。”十九世纪前后，《孝经》亦陆续被译为其他几种欧洲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