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场—寒微路、清冷言语—赤热心肠、扫除杀机—培植生意，这几组词语两两相对，鼓励仗义执言、雪中送炭、解困扶危的精神，归根到底，还是要有仁人爱物之德。东晋初年，大将军王敦发动叛乱，提兵向阙，大军直开到都城建康南门朱雀门外的古浮桥边，晋明帝亲自率军抵抗。温峤当时担任丹阳尹，明帝命他烧断浮桥，阻止王敦大军进城，温峤却没把浮桥烧断。明帝闻报，勃然大怒，左右之人无不胆战心惊。明帝召集大臣，温峤到后并不请罪，只顾要酒要肉，现场气氛凝重。不一会儿，王导来了，光着脚下了车子，向明帝请罪说：“天威在颜，让温峤没找到谢罪的机会啊。”温峤于是下席请罪，明帝这才消了气。大臣们一致赞叹王导机智敏捷，既替温峤解了围，又赞美了皇帝的威严。

淡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不然操持未定，应用未圆，恐一临机登坛，而上品禅师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临机：面临变化的机会和情势。

上品：佛教谓修净土法门而道行较高者，命终化生西方净土后所居的高等品位。

淡泊名利的操守，必须在艳丽浮华的名利场中，才能检试出来；镇定自若的操守，必须在纷纭复杂的环境中，才能勘验出来。不然内心操守未能稳定，适应需要未能圆通，恐怕一旦面临机会登上讲坛，貌似道行高尚的和尚，就又变成一个还未出家、品位低级的俗士了。

【点评】

有的人能安于贫贱，却经受不起富贵的考验，只有那些在纷繁浓艳的名利场中毫不动心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淡泊名利；有的人平日里镇定自若，可是一旦面临仓促复杂的局面，往往张皇失措，一反常态，这样的“镇定”也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世说新语·雅量》记载了东晋宰相谢安出山前的一则轶事：谢安曾和孙绰、王羲之等一班名士泛海游玩，海上忽然起风，海浪渐大，孙、王等人心中害怕，建议赶紧回去。谢安兴致不减，只管吟诵，船夫们看他这样，也就继续向前划船。海风转急，海浪更大，船中名士惊惶失色，完全失去平日里从容不迫的仪态，再也坐不住了。谢安从容镇定地说：“要是这样，大家可就真回不去了。”众人听他这么说，赶紧老老实实坐在座位上。于是士林全都佩服谢安的雅量，认为他能在生死关头克制与生俱来的恐惧，并用自己的情绪影响众人，这种器量足以镇安朝野，是真正的宰相之才。

廉所以戒贪，我果不贪，又何必标一廉名，以来贪夫之侧目；让所以戒争，我果不争，又何必立一让的，以致暴客之弯弓。

来：招致，招揽。后多作“徕”。侧目：斜目而视，形容愤恨。

的（dì）：箭靶的中心。

清廉是用来警戒那些有贪婪之心的人的，我果真不贪婪，又何必标榜一个清廉的名声，结果招来贪婪之人愤恨斜视；谦让是用来警戒那些有争夺之心的人的，我果真不争夺，又何必树立一个谦让的靶子，结果招致残暴之人弯弓射击。

【点评】

儒家思想提倡廉洁与谦让，但是现实社会非常复杂，充斥着贪夫、暴客，他们最不喜欢身边站着清廉、谦让之人，使自己更加相形见绌，故而对那些声名显著、品德完美的人，轻则侧目而视，重则痛下杀手。基于对这种险恶环境的认识，洪应明说，之所以要有廉、让这些概念，是为了戒止人们的贪欲和竞争，如果自己能够做到不贪不争，那又何必冒着危险追求廉让之名？这种“崇实不求名”，是古代追求中庸之道、反对出风头、走极端的一种反映。早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家训》中就特别告诫子孙不要过分求名，他说：人脚踩踏的地方，面积不过数寸，然而在咫尺宽的山路上行走，一定会摔下山崖；从碗口粗的桥上走过，往往掉到河中淹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脚旁没有余地的缘故。君子在社会上立足，也是这个道理。“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就是因为这类言论和行为已经好到极点，没有留下余地。他希望孩子们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说话办事都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也就是不要距离大众的庸常标准太远，这样才能取信于人，保全自己。

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才可以弥意外之变；有事常如无事时镇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